六月的午后，阳光像融化的铅水泼在柏油路上，蒸腾的热气让校园远处的教学楼都扭曲成模糊的剪影。辅导员兰老师第三次在实验中心细胞培养室门口停下脚步。玻璃门后，那个穿白大褂的身影总是缩在最角落的操作台，移液器在手中颤抖，培养皿里的细胞总在传代时染菌。

“赵同学重复做了3次基础实验，都失败了。” 导师马教授的话还在耳边回响，“上周让他做 PCR 扩增，结果把引物浓度配错了， 做细胞培养时还导致培养细胞遭受污染，现在整个课题组的样本数据都得重测。” 兰老师立即想起学生座谈会上，这个肿瘤学研二学生始终低着头，被提问时脸涨得通红，半天说不出完整的句子。周五傍晚，兰老师在宿舍楼下等到了抱着一叠英文文献的赵同学。他高高的个子，T 恤洗得发皱，眼镜片后的眼睛像受惊的鹿，说话时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书包带。“兰老师，我…… 我不是故意的。” 他的声音比蚊子还轻，“细胞培养总要污染，测序结果也总对不上，我好像天生就不是做实验的料。”兰老师注意到他攥着文献袋的指节泛白，忽然想起新生档案里几张泛黄的奖状——赵同学是本校本科生源，学业奖学金获得者。

“我想暑假去你家看看，” 兰老师蹲下身平视着他。7月21日清晨8点，冒着40度高温，兰老师挤上高铁列车，1个小时的车程里，兰老师反复翻看赵同学的档案：父亲、母亲均是踏踏实实的工作人员，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尤为严格，中小学严格的教育导致孩子担心失败和错误招致惩罚而唯唯诺诺。考研复试时因操作失误而与志愿高校失之交臂，又由于调剂从专硕变更为学硕，成长路上有了2次打击。窗外的稻田渐渐变成连绵的水塘，密集高大的建筑变成错落有致的厂房---兰老师忽然明白，那些颤抖的移液器背后，是被 “必须完美” 的枷锁困住的灵魂。

赵同学的家在老式单元楼的3层，防盗门贴着褪色的 “医者仁心” 春联。母亲从冰箱端来的凉茶还冒着蒸汽，说起儿子就红了眼眶：“高考填志愿时我们帮他选择学临床，以为进实验室更稳妥。” 父亲张师傅蹲在阳台抽烟，烟蒂堆成小小的金字塔：“上次视频，他说实验又搞砸了，我没忍住骂了句他，“这点事都做不好”，挂了电话才发现他哭了……” 兰老师看着墙上赵同学从小到大的奖状，忽然指着一张 “优秀班干部” 奖状问：“两位家长知道他高中组织过校园义诊吗？” 愣了愣：“他从没说过，只说自己不擅长和人打交道。” 家访日下午，翻出赵同学本科时的实验报告，指着其中一页对他父母说：“你们看，他的数据分析能力特别强，只是操作时太紧张了。“本科期间，孩子邀约几名同学以骑行方式奔赴西藏，意志坚定”，孩子的母亲抽泣着，言语中带着几分自豪。

返程的火车上，兰老师在笔记本上画下三个同心圆：核心圈写着 “操作技能”，中间圈是 “心理建设”，外圈标注 “家校协同”。兰老师给马教授发了条消息：“下周一起去实验室看看？”

周一清晨的细胞房，兰老师看着赵同学在超净台前手足无措的样子，轻声说：“今天我们不做实验，先练拧瓶盖。” 她示范着用拇指顶住瓶盖边缘发力，“你看，不是靠蛮力，是找支点。” 赵同学试了三次才成功，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。兰老师掏出秒表：“我们比赛，看谁三分钟拧得又快又匀。” 这样的 “游戏” 持续了两周。当赵同学能闭着眼完成无菌操作时，兰老师请王教授来当裁判。看着培养皿里整齐生长的 HeLa 细胞，马教授忽然说：“其实你上次设计的引物序列特别好，只是操作时手抖了。” 那天下午，赵同学第一次主动问：“老师，明天能教我做流式细胞术吗？”

八月的学术周上，赵同学穿着清凉的休闲套装平整的西装，站在展板前讲解实验数据。兰老师在人群中看着，想起他第一次参加组会时，发言稿捏得湿透。忽然有人拍他肩膀，是马教授：“这孩子上周通宵优化了测序流程，比我当年还较真。” 转头时，正看见赵同学在给学弟学妹和本科见习同学演示移液器的持握姿势，动作舒展得像春藤攀援。

处暑那天的风刚掠过窗沿，兰老师的手机便震了震。点开是赵同学发来的消息，附件里那张论文录用通知书上的红章格外醒目。“老师，” 紧接着的一行字带着小心翼翼的雀跃，“我爸妈说，等下半年放了寒假，想请您到家里吃顿热饺子。”

指尖悬在屏幕上方的瞬间，记忆忽然跌回那个蝉鸣聒噪的盛夏。少年抱着鼓鼓囊囊的文献袋站在宿舍楼下，白 T 恤被汗水浸出深色的印子，垂着头的模样像株被烈日烤得蔫巴巴的禾苗，连指尖都在微微发颤。 而此刻，隔着屏幕都能触到那份蓬勃的喜悦。兰老师望着窗外渐次泛黄的梧桐叶，忽然想起赵同学前日在实验室调试设备时，袖口沾着试剂也浑然不觉的专注 —— 那个曾在烈日下瑟缩的少年，早已能迎着生活的风雪，长成了自己最挺拔的模样。